3月5日

最近很多人在谈“两会”跟改革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在中国，真正要去定改革调子的，恐怕应该是十八大。“两会”的作用，一个是在“两会”期间形成的舆论；其次就是按照原计划通过一些例行的政府预算，和工作报告等。对于大局的方案，我们希望它起大的作用，但是不要寄过大的希望。我去年也讲过这个观点，这是一次例会，有既定的程序。

但当讲到一些宏大概念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些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甚至不要什么努力就能做到的，对国计民生有好处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后，准备提两个提案。

一个是：我们的五年规划，能不能跟政府的任期相一致。比如“十二五”，是从去年开始的，把它调整到跟这一届政府同时开始有什么不好呢？政府做到或做不到，责任很明确，也便于大家监督。这样政府就有自己的目标，因为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责任更大。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都面临着前面一届政府、人代会通过的规划。这种情况对地方政府影响更大。我在地方省市帮人家做规划时，大家都讲，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一点严肃性都没有。今天这个书记市长讲过的事，一旦换了个书记市长，就要改掉，不改掉就显不出他的能耐和政绩。我们现在批评存在很多政绩工程，它们往往也是和规划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政府也应该是规划和任期一致，毕竟这也多一个约束，而且责任明确，容易执行。这个不涉及到体制，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规划的事情如果做不到，交待总得有吧。比如“十一五规划”规定，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最后没有做到。好像已经忘记掉了，那还定这个规划干什么？当初在讨论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时候，我就问到，这个4%不是答应做到的吗？讨论是在2010年底进行的，那时规划期还没有结束，你们怎么就已经知道做不到，并且把没做到的那部分规范到以后去了呢？我觉得这些问题至少是可以改善的。

我提案的第二项内容是，国家应该明确财政年度的起止时间。财政都有财年。我们现在大多数财务项目要12月25号前结掉。就是说虽然不明确财年的具体时间，基本上财政年度跟公立年度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今年的预算实际上要到人大来讨论和审查，而人大是3月5号开，怎么年初就已经在做了呢？这个是很不严肃的。如果财政年度不明确，任何财政上从中央到地方的拨款，几乎都是滞后的。财年不必和公立年份一样，其他国家财年有7月1号开始的。我们的财年实际上是1月1号开始，但程序上又要等人代会开过，要相关部门配合，到年底又结算，这很不严肃，容易造成弄虚作假。应该明晰财年的起止时间，然后全国上下都这样做。我今年类似的提案还有几个，这些要是做到了，也就尽了我们的力了。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等人都在提学雷锋，还树立了一个典型郭明义，而网上出现了不少质疑雷锋的声音。我觉得这些质疑，不在于质疑雷锋的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深层次质疑的是雷锋形象所代表的价值观。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到了雷锋这种完美无缺的程度，一定是经过包装起来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代表的价值观是政治化的，强调绝对的服从和信任，排除自己的选择。以前我们讨论过，如果党叫你做螺丝钉，你可以做；党叫你做栋梁，你就能做栋梁吗？党叫你得诺贝尔奖，你就能得诺贝尔奖吗？这完全是一种违意志的，要求个人绝对服从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比如：如果党叫你做螺丝钉，你就不主动发挥个人的特长，怎么能有发明创造，怎么有创新？雷锋精神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方针，到现在还是在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接谁的班？建设什么？答案很明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学雷锋，如果他还有值得我们学的，当然应该学。如果现在让青少年学雷锋，首先要搞清楚雷锋是什么，学什么。简单地模仿郭明义，肯定是要失败的。

最近胡锦涛开了微博，俞振声在网上回民众的信。你说这是从政的新形式，我同意。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正常渠道还有阻碍。我们有这么发达的现代化手段，新闻为什么要靠微博呢？毕竟微博字数有限，反映的情况受限制。有人说“微博问政”，但这能代表官员亲民吗？网络作为辅助手段是可以的，但如果官员天天在网上泡微博，就不能真正走到民众中间去吗？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上通下达，解决新闻自由，解决让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要求，那这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人问网络问政会对中国政治方向产生影响吗？我说：不会。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要自上而下，不能靠网络来推动。因为网络有它的另一面。有人造谣，还有人身攻击、辱骂，而且真假难辨。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氛围，怎么能创造出民主的氛围来呢？另外，删微博也是很容易的。在政治改革的环境里，微博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过度夸大微博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正常的改革，阻塞正常的渠道。正如当初设立热线电话时，他不接，你又能怎么办？最后热线电话形同虚设。改革还是要讲实质。我赞成网络问政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和迹象，但过度解读我是反对的。

 

3月6日

 

有人看了我前面两个提案觉得不满意，说我只是在“改良”。我有一个前提，既然这么重视“两会”，我又过来开“两会”，当然是承认“两会”的合法性，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这个前提没有，就不要来开了嘛，也用不着关心它。

我还有一个提案，就是全国人大应该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我们国家的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四百多个法的母法。这么重要的宪法，应该有它的守护神。有些国家有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有人会说，人大下面不是有法工委吗？我认为法工委与宪法委员会是两回事。法工委主要是负责具体的法律条文，一个委员会不能既管母法，又管下面的子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还不能成立宪法法院，因为司法独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宪法委员会的职责一个是守护宪法；第二是解释宪法；第三就是制定宪法修正案。有些国家的宪法从来没修改过，都是制定宪法修正案。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修改过好几次了。我觉得有些条例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了。比如：上一次修改宪法，把罢工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删掉了。中国人有没有迁徙的自由呢？这么多人在迁徙，怎么没有自由呢？这个条文就应该通过修正案来恢复。这几年罢工实际上是合法的，政府至少是允许的，这就应该在修正案中体现出来。如果宪法条文不符合实际情况了，首先要出台宪法修正案。我们现在都是先做了再说，而且经常是通过国务院的文件、党的文件来修改跟宪法有关的条文，这是很不严肃的。比如最近国务院又对户籍问题有了新提法。中国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的。现在谁有权修改它？应该是全国人大，国务院是没权修改的。如果这个条例不适合现实情况了，就应该废止，颁布新的条例，这都应该通过宪法委员会来施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只看效果，效果好，我们就接受，而不是依照法律程序去做，也不管它合法不合法。我们往往觉得合理的就好，但要注意，今天你觉得合理，可以违法，那明天不合理的，也就可以违法。有些时候我们太重效率，但改革到了今天，这样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应该追求程序合法。

最近汪洋讲“乌坎事件没有创新，只不过纠正了走过场的形式。”意思是，不能把违法的事，当成正常的，把纠正过来的，当成创新。但乌坎现在所做的，大家都觉得它是创新，这说明什么，说明普遍是违法的。因为乌坎正常地做了，大家就觉得是创新了。汪洋这么说，是不是为了淡化它的价值，这是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考虑。但乌坎以外大量的违法现象，谁来纠正？

去年我提的提案，是有回应的。比如我提的“央视设立无广告公益性频道”的提案，广电部有回应，但我是不满意的。他们说，现在的少儿频道也是没有广告的。这个跟我的提案是两回事。最近他们也来找我，看看是不是要加强电视的文化含量什么的。我提的另一个建议低收入者免征个税的提案，回复说现在提高个税起征点了，这个跟我的提案也是两回事。政协委员的提案按规定是要有答复的，跟随答复回来的还有意见表，征询你对这个回复满不满意。我通常不回复，因为很难回复。有时我对他们的态度满意，但对答复并不满意。

但我可以再重新提。比如我今年还提了一个有关低收入者的提案，就是为低收入者设立保值储蓄。在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对中等以下收入的人，可以设立一笔保命的钱，比如每人最高五万，可以放入这个账户，这个账户比银行利率高，可以不贬值。这个应该是可以操作的。

 

3月7日

 

3月8日

昨天向教育部长提问的事，在网络上成了话题，出乎我的意料。这又让我想起乌坎的事，明明是正常的事，却被视作“新闻”。政协委员对来听取意见的领导，当面提出一些问题，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有人问我，你有没有顾虑。部长也是人，有什么顾虑呢？也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提呢？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提的，而是代表考生，代表公众提的。很多人说我要部长道歉，其实我不是要他本人道歉，而是希望主办这个工作的研究生司，考试中心道歉，他们应该有责任吧。谁有责任谁就应该道歉。至于部长道不道歉，是他本人的事。也有高姿态的部长，比如发改委主任，他对房价没有控制住的事道了歉。其实房价并不完全是发改委的责任，但他的态度很好。政协委员向部长提问，本来是正常的事，结果变成新鲜事，说明原来实在是没有照章办事。我希望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正常。官员既然是人民公仆，应该有这个雅量。这样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

今天会场还发生了一件小事。会议结束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大厅被绳子拦住，要我们绕道走，因为有领导要来。后来我对他们发火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走这里，我们是来开会的。他们看我有点生气了，就让我走了，但对其他人还是没有放行。任何国家在这种重要场合，都要注意安保，但防止的是外面闲杂的人，而不是限制与会人员的行动。这就暴露出下面的工作人员，还是没有把领导视作“公仆”，没有把领导视为我们政协会议的一员。我批评工作人员说：我相信领导本人是愿意亲民的，你们不要把领导与大家人为隔开。再说，当时领导还没来。我觉得即使要让领导先行，也要尽量缩短提前量，将对其他人的影响缩到最短。我相信这不是领导的本意，而是下面一些人希望让安保工作做得更好，或者想取悦领导。我看到温家宝倒是很注意。有一个会议他迟到了几分钟，还向大家道歉。今天这个情况，温家宝一定会支持我。

我还提了一个优待抗日老战士的提案。到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就70周年了。如今还在世的抗日老战士，哪怕45年时刚20岁，也已经90高龄了，可谓硕果仅存。应该对这些抗日老战士，不分党派、不分国共，所有人都登记，采纳他们的事迹和纪念物，到70周年时，国家应该向他们颁发荣誉勋章。60周年的时候，发过纪念章，70周年时，这些人就越来越少了，国家应该提高等级，给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包括医疗待遇。还有就是把这些老战士的坟墓集中安葬，设立抗日战争无名战士墓。很多国家都有战争中的无名战士墓，专门有寄放仪式。我们还没有。散住在海外的老战士，如果愿意回国定居，应该隆重欢迎他们荣归故里。境外的老战士坟墓，应该找人去祭扫，妥善保管，修建坟墓。这反映了国家对为自己做出贡献的公民的态度，对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是有很大作用的。

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透明式管理，我自己的感觉是越来越顺了，员工越来越接受这种观念了。对我们“服务无疆，读者至上”的标准也越来越认同了。比如有一件事，同学在离校的时候，如果我们图书馆的记录跟他本人的认知有出入，比如图书馆显示他还有两本书未还，但他认为自己还了之类，我们现在就是让学生把情况写清楚，然后签名，就可以正常办离校手续。审案还是无罪推定，我们为什么要假定学生是错的呢？但我们会跟同学讲，什么时候你若真找到了，就还给我们。找不到，没有关系。或者如果我们发现是我们的记录有误，我们会把这张签字的纸退还给你，并且向你道歉。这样做一开始有人担心，万一学生把书拿走怎么办？结果试下来，情况很好。去年暑假办离校手续的，除了有两个人自动推迟办手续之外，其余没有纠纷。

我们取消了一切收费，以前的资料费、延期不还的罚款之类都取消了，但延期不还的话，我们会在借新书上有所限制。我们的复印费也只收成本费，一张纸1毛钱。以前有同学把书拿到外面去复印，为了便宜，但现在我们就是最便宜的。现在学生对我们的很多方面也谅解了。以前在我们的BBS上包括我的微博上会有骂人之类的事，但现在大多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了。我觉得只要真心诚意地做事，员工和读者都是会认同的。

现在学生反映，图书馆服务态度很好，就是服务质量还不行。有些管理员一问三不知。我回答说，现在还是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图书馆，不是读者来了，告诉他这本书在哪里，而是应该根据读者的研究方向，向他推荐书，或者向他介绍有什么新书，这才是引领学科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去年有一个变化是我们购买数据库和网络产品，花了一千两百多万，总价已经超过了纸本图书。我们还要用远程控制系统等。以前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一些低端的矛盾与争议上，现在基本可以把精力放在图书馆高质量服务的方向上去了。

我们建了图书馆的微博，只要是涉及到图书馆的事情，我也会转到图书馆的微博上去。现在也在把图书馆的工作转给年轻人去做。我想现在我们做的许多规矩，应该会传下去。比如馆内图书都要开放，不再另外收费之类的，以后再想收费，估计也很难了。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备注：《日记》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待续）

 

消息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