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代会”，从54年开始，60周年了。人代会经历过荒诞的年代。文革后，民主党派被勒令停止活动，因此政协就不存在了，但人代会还得开。第三届人大是1965年开的，第四届该是1970年。但那年中共在庐山开会，出了庐山事件，毛主席说林彪要抢班夺权。这样人大又拖了好几年，1975年，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第四届人大的召开过程，可以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四届人大代表怎么来的？不是选举的。都是上面安排的，这里面有很多好笑的事。我的老师谭其骧教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前他是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代表里面，有不少被打倒了，比如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后来做了副委员长的历史系的周谷城，都被取消了资格，谭其骧作为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继续当人大代表。

我的老师谭其骧的日记里写道，突然之间通知他们到上海锦江饭店开会，到了之后告诉他们，不能回家了，也不能再用电话联系外界。然后就办学习班，告诉他们这就是四届人大的预备会议。学习班里进行大批判，继续检讨自己的错误，鼓吹“文革”的好。开了几天会，突然宣布，当天晚上进北京。晚饭后，悄悄上了车，乘专列去了北京，早上天没亮，就住进了京西宾馆，规定大家不许通电话，不许上街，要拉上窗帘，一切都是高度保密。开会是从京西宾馆步行到马路对面的地铁站，坐到前门，从一条地道走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看到的报道是周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其实他只念了开头和最后一段，因为当时他身患重病。闭幕的时候，也是晚上开完会，回到京西宾馆，还叫他去吃宵夜。结束会议后的第二天，才公布四届人大已胜利闭幕。当时我是中学教师，跟我们传达的是，整个过程中间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胜利召开了这次四届人大。

我在做谭其骧学生和助手时他跟我讲过这段经历，我在帮他写传记时，在他日记里也发现有记载。我们的两会经历过这样的时代，整个过程就像一场表演。

1977年，我32岁，当时在上海当中学教师。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你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了。我曾在区里的会上发过言，给区委书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人大代表中已经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小学教师了，那么中学教师就想找个年轻一点的男的，我葛某人就当选了。我当了五年，直到1982年改选。第一次开会，我记得还在继续批“四人帮”。那些工农代表在发言常说：你看我们开人代会吃得这么好，党对我们那么照顾……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戏，或者电影。那时很多东西外面是吃不到的，代表们开会时则可以天天吃肉，不受限制地吃，而且还是锦江饭店里做的，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里面还有小卖部，能买到大白兔奶糖，香烟，邮票，内部发行的书等等。开会时是过年前，家人知道买到这些东西，都很高兴。当市人大代表第三年的时候，有的戏就开始收钱了，说不能免费看了。后来每次开人代会，最多就组织一两场戏或电影了。我当人大代表的后两年，开始要写提案了。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提案，很多人叫我帮着写提案，我记得我那时很忙。我提了一个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专场电影的提案，以前上海电影院每周有一天专门放适合学生看的老电影，而且票价也便宜，这个提案很快被采纳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报道了我这个提案，作为被采纳的例子。

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2002年任上海市政协常委，2008年任全国政协常委。我当上海政协常委的时候，看戏什么的都没有了。上海开政协会的时候，晚上开会都回家住，中午有时会放点录像片，都是吃自助餐。也还是有小卖部的，价格未必比外面便宜，但我们总觉得比外面可靠。我每次都买点崇明的新大米，至少不会是假冒伪劣，还有我会买邮票，买“软中华”，每人限买两条，外面不大买得到。我是不抽烟的，都是帮别人买。到北京开全国政协，原来是有啤酒、红酒，现在也没有了。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北京两会期间大吃大喝的情况很多呢？那是因为各党派、妇联、工会、部委等组织会请客吃饭，地方官也会到北京联络感情。上海以前有个传统节目，一般都在“三八”节，借庆祝三八节的名义，上海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地点，一般都是在某个政协委员定的地方。有几次是在万豪酒店，上海复星集团老总郭广昌定的地方，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把上海在北京的老领导请来。委员、代表里的演员表演个节目等等，比如上海有歌唱家廖昌永。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唱过歌，韩正拉手风琴之类的。有些企业家也会趁机请客，他们的请客通常山珍海味，很豪华。所以两会期间，北京餐饮场所很火爆。

但去年开始，这些宴请都没了。上海市的那个传统节目从去年开始也取消了。我们还提议过，是不是趁这几天上海的委员、代表碰个头，最后还是没碰。民主党派也不坐谈了，不碰头了。还让大家不要戴着牌子到处招摇。以前晚上经常有人不在这里吃自助餐，而是到外界去参加宴请了，现在留在这里吃自助餐的人很多。前两天我下去吃得晚，发现餐券已经领到500多号了，说明很多人这在这里吃自助餐。

这几天我在国际饭店，很多菜是辣的，我不吃辣的，因此可吃的菜很少。有时觉得还没家里吃得好。

这样看来，跟“文革”期间比，中国进步很多了。当然你可能会说，“两会”跟人民的期望相比，做得还很不够。我觉得，一方面，要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一方面，人大，政协还要进一步改革，否则不要说跟民众的期望不配，跟我们的宪法也不配。当然，我所说的改革，还是在现有体制内的改革，如果说要推翻现有体制，就根本不会认同人大、政协。第一步，要对照宪法、政协章程，看我们做到了没有。第二步，有的就要修改宪法，或者人大要修订宪法，或者给出新的解释。

                                                                                                     为何我的“提案”最短？

         昨天，我和一位媒体朋友交流时，他告诉我说，发现我这几年的提案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数量挺多，字数太少。

　　一般来说，数量上，我每年都要提交好几个提案，多的时候一年提交十几个提案。字数上，一般都是三五百字，六百字都算多的了。

　　他开玩笑说，我是他见过的代表议案和委员提案中写得最短的。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其实，撰写提案时，我并没有在数量上和字数上刻意追求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想到问题就去关注，文字上只要能把意见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行。至于分析、调查、论证，我想很多问题有关政府部门都有类似的研究，甚至比你更详细，没必要重复调研。何况，有些建议本身就是前瞻性的，根本没法去调查研究。

　　但是，写提案的要求并没有随着字数减少而降低。我一直把握一个原则，即提案要“不大不小”。大到涉及路线方针政策的，我都不写，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小到某个城市的具体问题，我也不写，因为这是地方两会要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必须接地气，只提交切实可行的内容。

　　我写提案时有个大致的范式，就是“缘由+建议”。以我今年提交的《关于改善出版事业的提案》为例，缘由就是“为繁荣学术，鼓励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定”，建议就是“取消书号限制”、“逐步增加刊号”、“撤销有关稿费指导性意见的文件”和“高稿费（版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标题和标点在内一共才212个字。

　　在十一届期间，我有一个《关于全面完善义务制教育的提案》，谈教育均衡化的，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加起来不过600来字。

　　当然，就我个人来说，更关心提案是不是被采纳，被采纳以后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因为我的提案。

（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

消息来源：新华网、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