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常人的观点来看，造成冤假错案，要么是因为办案的司法官员贪腐、昏庸，要么是有私心。但仔细考察此案的涉案官员，似乎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有资料看，当时负责案件审查的浙江巡抚杨昌濬被免职后乘舟返乡, 百姓自巡抚衙门通江桥至武林门一路焚香,绅士设饯、耆老跪送。另一位负责案件审查的官员按察使蒯贺荪为人真诚爽直，廉洁奉公，在河南剿捻有功，逝世后朝廷应河南百姓请求为其建立专祠，他们可谓传统的清官循吏。直接责任人刘锡彤系举人出身，先后任山东邹平代理知县、浙江丽水知县，任职期间没有特别的功与过，也没有与之伴随的美誉或恶名；同治初出任余杭县知县，遭遇本案时已年近七十，这个时候他能想的，无非是平平安安干完这个任期，显然，他是个并不出众，但循规蹈矩、相对保守的官员。

    为何一个按部就班的知县、乃至一些颇受赞誉的官员酿造了这宗旷世冤案呢？笔者认为，制造冤案的人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制度原因：

    首先，严厉的审限制度催生了破案的冲动。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身发寒热，初九早晨病情加重并于下午死亡，当天家人为尸体更衣时没有任何异状。次日晚上，尸体口鼻流出血水，葛家人怀疑他中毒而死，葛品连母亲遂于第二天早晨向县衙报案。清律对立案明确规定：“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同时，对案件审理期限作出规定：“承审寻常命案，统限六个月完结”。这六个月包括：“州、县三个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解司；司一个月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咨题。”即一审应在三个月内审理完毕并押解至州府。

    余杭知县刘锡彤受理案件后，带着仵作沈祥等人赶往现场。仵作查验尸身，并用银针刺探其喉部，呈青黑色，擦之不去，遂禀报中毒身死。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因仵作未将银针以皂角水擦洗，导致错误认定葛品连服毒而死，可当时的刘锡彤不仅不知道这份鉴定意见与事实不符，而且“中毒而死”的结论得到了葛母状告、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染的证人证言的支持。虽然小白菜矢口否认与杨乃武有私情，无法说出砒霜来源，但立案程序已经启动，查明真凶是当务之急。清律规定命案可以使用刑讯：“强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准夹讯”。面对结案压力，刑讯小白菜获取口供成为刘锡彤的首选之策，从而走出了冤错案的第一步。

    其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案件复核机制难以查明真相。清代死刑案件存在六个审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州县、府、按察使司、督抚、刑部、皇帝，死刑案件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即皇帝手中，任一审级都没有权限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死刑判决。州县、府、按察使司、督抚等地方审理机构提讯犯人、将案件审理完毕后，须根据《大清律例》作出定罪量刑的“拟判决”即“看语”供上一审级参考，随后将案犯、案卷以及审理记录移送至上级复审。接受案件的上级机构按相同程序审理后，对案件给出自己的见解并层层上报。根据清律规定，只有府级主官作出认可州县的“拟判决”后，案件才能依次上报到上一审级按察使司；按察使作出的“拟判决”与府级上报的“拟判决”无异的情况下，才可以上报巡抚；巡抚上报刑部，刑部奏报皇帝定夺案犯生死。

    鉴于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按规定不得刑讯，因而刘锡彤未获得杨乃武的有罪供述，但认为案情已经明朗，为此，他一边层报上级请求革除其举人身份，一边将人犯和案卷押解往杭州府审理。由于刘锡彤已向杭州知府陈鲁“详报验讯各情”，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再加上二审时，同治帝已亲自批复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知府陈鲁得以严刑逼拷获取口供。在杨乃武被迫做出了毒害葛品连、砒霜购自爱仁药店钱宝生处的有罪供述后，陈鲁认为案件事实基本清楚，只要刘锡彤查找钱宝生、收集其曾将砒霜卖给杨乃武的证言即可结案。但爱仁药店的掌柜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该药店也从未卖过砒霜，骑虎难下的刘锡彤威逼利诱，迫使钱坦写下了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书面证明。陈鲁依据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口供、钱宝生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书面证明形成的“证据锁链”，作出了“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处死”的“拟判决”，将案件上报按察使司。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接手案件后，感觉案情不合情理：举人是未来的进士、知县，娶三妻四妾都很正常，何必为了奸情抛弃前程？但他核实证据的方法向刘锡彤了解本案的审理经过，当然无法发现任何疑点，遂将案件按照二审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巡抚杨昌浚也感到此案怪异，他核实证据的方式是派候补知县郑锡滜赴当地暗访，知道了暗访信息的刘锡彤立马做了应对，导致郑锡滜认定案件“无冤”，杨昌浚对自己亲自指挥的暗访结果自然深信不疑，因而认可二审意见并上报刑部。案件层层审批的本意是为了确保案件质量，然而，下级认为决定权在上级，只要做到自圆其说，蒙混上级的审核即可；而上级不仅未做到亲自审查证据，而且让下级收集指定的证据，使并不复杂的案件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伪证，最终形成冤案。

    第三，严厉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阻碍真相的发现。清律“官司出入人罪”条款明确：“出罪”指将有罪判为无罪或将重罪判为轻罪；“入罪”则指将无罪判为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从历史记载的案例看，若是某一案件出现重大错误，一经查出，从初审官，到审转官再到各级承审官，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甚至刑部复核的官员也会承担连带责任，其中行政处分主要有交部议处、罚俸、降级留用、降级调用、革职；刑事处罚多表现为徒刑以上的刑事处罚，乃至死刑。

    如清代《刑案汇览》中记载的桂阳县知县黄贤先错判张毛毛案中，因证人错误指认，张毛毛被认定为殴伤被害人朱孔并致其死亡的主犯，桂阳县知县黄贤先作出将其判处绞刑的拟判决，复审时知府官员发现有误将案件驳回。尽管“拟判决”尚未生效，刑罚亦未进入执行环节，知县黄贤先仍因断罪“失入”受到降级调用的行政处分。再如著名的谋杀查赈要员李毓昌案中，山阳知县王伸汉虚报饥户、冒领救济被发现，重金行贿李毓昌遭拒后，与李毓昌的随从联手将其杀害，并买通淮安知府王毂以李毓昌自杀为由层报巡抚和总督结案，李毓昌家人心生疑惑到京城控告后启动再审程序，由于王伸汉将李毓昌尸体掉包，再审仍维持原判，最终嘉庆皇帝派出钦差大臣专程提取李毓昌尸体，确认中毒死亡才查明真相。本案中，主谋杀害李毓昌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抄家斩首；帮助隐瞒真相的淮安府知府王毂绞决；审理案件的两江总督铁保及其以下所有官员全部受到革职、降职等行政处分。

    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可严厉的责任追究往往导致司法官员一步不慎，重罚即至，只能将错就错，进而由小错酿成大错，非但不能减少冤假错案，反而阻碍了洗冤程序的运作。具体到本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审时知县刘锡彤在错误的鉴定意见、证人证言的误导下认定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杀人，因而刑讯逼取口供并无太多可指责之处。但二审时故意压下证明案发时杨乃武不在余杭城的公禀、派陈竹生与钱坦窜供等行为，大有骑虎难下且将错就错的意味，更多地出于自保之需。随着案子走完四级地方审理程序上报刑部，原判从未受到驳议，这使得所有审理案件的官员变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他们休戚与共：若是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相关官员轻者行政处罚，重者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多次再审非但不能接近真相，反而刑部复核指出的证据漏洞被官员们一个个补好，案件越来越“铁”，离真相也越来越远。

    时至今日检视杨乃武案，那种有案必破、层层把关、严厉追责的做法似乎既熟悉又陌生。更让人警惕的是，用残酷手段获取有罪供述、极力阻碍洗冤程序的不是某个穷凶极恶的个人，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甚至有较高声誉的官员。如何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理清错案责任的边界与责任主体，用制度控制、减少冤假错案，并确保洗冤程序的正常运作，应是司法体制改革中需要不断研讨的话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消息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