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监督办案能力和案件办理质效,近期,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和数字检察办公室确定25个普通犯罪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全国进行重点推广应用,有效破解线索发现难问题,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助力提升监督办案质效。本刊特选取北京、江苏、湖北等地的实践探索,展现数字模型在检察办案中的实际应用与显著成效,为全国检察机关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付款方为何成了收款方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案专班成员分析骗取农药补贴案件监督模型监督点。

正义网讯(记者简洁)“为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北京市出台了农药补贴实施方案,对农户购买化学、生物、天敌类农药设置不同比例补贴。我们最初建用骗取农药补贴案件监督模型是源于办案发现的履职点,目的是要推动打击和治理本市农药补贴诈骗犯罪。”近日,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陈丽英对记者说道。

国家惠农政策中的各种补贴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采取的重大措施,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意义重大。“虽然各省份落实惠农政策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资金投入,这个模型的核心业务逻辑就是聚焦资金流动和规模的异常点开展监督,其他省份也可便捷复用。”陈丽英介绍说。

原来,2022年该院在办理夏某某、李某某等多人诈骗案时,挖出了北京某公司长期骗取国家农药补贴的犯罪事实。“夏某某违规实际控制多家公司,伙同公司团队在本市多个区县寻找农户,与农户串通,以虚填农药销售订单等方式骗取农药补贴,所得补贴款部分以钱款或农用物资形式与申购农户进行分成。”办案过程中,陈丽英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方式具有一定规律性,部分涉案人员称骗取农药补贴已是“行业潜规则”。

如果案子并非个例,背后一定存在类案监督点。摆在陈丽英和同事面前的难题是,如何精准、快速地锁定犯罪嫌疑人和涉案数额?

“我们调取了20多万条数据,梳理出3万多条涉案的订单数据,有上万个主体且业务遍布11个区……”陈丽英告诉记者,大量数据、规律性的作案方式、存在共性问题,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破局点便指向了要通过数字技术筛出批量线索,以模型数字化赋能办案智能化。

很快,该院组建起工作专班。专班成员们经梳理分析后发现:该案中,处于最后端的农户购买农药本应是付款方,却成了收款方,此种资金逆流的异常情况一定就是监督点。“我院专门邀请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论证,综合全案证据,研究数据需求和搜集、比对的可操作性,最终成功创建骗取农药补贴案件监督模型。”该院检察官助理杨美慧介绍说,截至目前,该院依托该模型开展履职,共向全市移送问题线索74条,已立案18件,起诉27人,追赃挽损1600余万元,并启动京津协作办案模式,向天津市公安机关移送了相关线索。同时,市级层面、公检双方形成共识,开展了为期半年的骗取农药补贴专项行动。

据了解,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农药补贴发放过程中线上审核不完备、预警不及时、线下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检察机关还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行政部门为此专题研究部署并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将检察机关总结形成的“有订单无银行流水、流水金额少于应付金额”等识别规则吸收应用,推动监管机制更加完善。

惠农政策资金能否用好用足用到位,关乎民生福祉,关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局。“我还记得当初模型建成后,仅一个下午就从所有数据里筛查出了1600余条异常订单数据,这种履职效率是传统办案无法比拟的。”陈丽英告诉记者,该模型能够被重点推广至全国,主要原因在于逻辑简明、数据源集中及建用收效快,能够在提升惠农政策落地规范化水平方面提供更多智慧。“从‘一地突破’到‘全域联动’再到‘全国推广’的背后,是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动检察工作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真正实现了‘由案到治’的新跨越。”

“智”破虚假诉讼

正义网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金梦晰)“失信被执行人丁甲将5万元债权转让给儿子丁乙,由丁乙提起诉讼要回款项,从而逃避执行。”近日,在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与法院召开的打击拒执、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研讨会上,该院刑事检察部门主任张灵原对一条线索进行分析研判。据悉,该线索是该院利用研发的债权转让虚假诉讼逃避执行监督模型碰撞数据后推送的。

“虚假转让债权是‘老赖’逃避执行较为常见的方式,他们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隐匿财产逃避执行,其中的‘猫腻’往往难以被发现。”常熟市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高栋明告诉记者。

拒执案件和虚假诉讼民事监督案件通常关联性极高,如何借助大数据模型串联关键信息?

该院在构建模型时首先从挖掘拒执犯罪线索入手,聚焦行为、人物、时间三要素构建研判规则,通过企业信息查询系统等平台获取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形成数据库,筛选涉及债权转让的民事裁判文书,再提取债权转让人与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进行关联比对,判断债权转让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最后提取债权转让时间与被执行时间进行碰撞,如果债权转让在执行时间之后,即可初步锁定线索目标。

通过上述信息的关联、碰撞,一位叫张林的债权转让人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张林既是债权转让人又是失信被执行人,通过时间数据碰撞发现,张林转让债权是2020年8月,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2015年6月。”该院民事检察部副主任吕军鹏表示,该院围绕张林与债权受让人赵卫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资金往来等进行研判,认为张林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挖掘虚假诉讼线索,该模型通过赋予风险等级进行异常画像。模型中设置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时间”“列为被执行人”“执行依据裁判文书作出时间”“执行依据裁判文书立案时间”“执行案件立案前一年时间”等5个节点,依次与“债权转让时间”进行碰撞推送线索,从高到低赋予A至E不同风险等级。“如果是A级线索,理论上符合拒执犯罪成案标准,我们便围绕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对价、代理人、身份关系等四类异常情形进行画像,异常情形越多,虚假诉讼成案率就越高。”吕军鹏进一步表示。

该院将张林拒执案件中的5个时间节点与债权转让时间关联碰撞,模型判定本案风险等级为A级。对此,该院重点调查核实张林与朋友赵卫、代理律师王政之间的民事关系,认定张林伙同王政通过虚假转让债权的方式逃避执行的事实。

原来,张林是某公司股东,2015年,他以620万元将自己名下股权转让给公司另一个股东李星,李星却迟迟未支付股权款。2020年,张林想起诉李星收回股权款,但身欠金融机构几千万债务、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他,即使胜诉,股权款也会被法院强制执行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债务。

为了逃避执行,张林与赵卫商量通过签订虚假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赵卫,由赵卫作为原告到法院起诉,胜诉拿到款项后再私下转给张林。实际上,赵卫的诉讼费由张林支付,代理律师也是张林原本的法律顾问。

2022年9月,该院以该案存在虚假诉讼,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法院撤销了赵卫作为原告起诉的生效裁判文书。

同时,先前推送的拒执犯罪线索也迅速获得侦办。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张林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王政也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为推动深层次类案监督,该院建议法院在债权转让案件中建立强制检索、适时通知债权转让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等制度,完善审判标准流程。此外,法检还联合向律师协会制发了“司法+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张林案中暴露出的律师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类案排查与惩戒预防。

“我们还与公安、法院共同出台《拒执犯罪案件办案指引》,围绕拒执行为的入刑标准、证据的收集与固定等问题,总结提炼案件审查要点,靶向指导拒执犯罪案件办理。”张灵原表示。

2023年4月,该模型在苏州市检察机关推广应用,截至目前,已推送虚假诉讼线索53条,全市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6件,促使当事人主动履行债务近700万元,移送拒执线索3件,均获有罪判决。

依托模型,虚假诉讼和拒执犯罪线索双双浮出水面。在苏州市检察院的技术支持下,该模型应用规则也不断优化。如今,除“债权转让”以外,模型已延伸应用至“股权转让”“房产转让”“专利转让”等多个领域,为虚假诉讼类型化检察监督开辟了广阔空间。

(文中涉案人员为化名)

这些“立功”有猫腻

正义网讯(记者刘怡廷)同样是涉嫌犯罪的公职人员、同样因检举立功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得以保住公职、同样是涉毒品犯罪立功线索且来源渠道无法证实、同样在审判阶段被告人被取保候审后发生立功行为……更为“巧合”的是,8件线索集中指向同一位承办法官——张某。

日前,湖北省检察院数字办主任、模型主要研发人员常本勇向记者介绍该省自主研发的刑事诉讼环节虚假立功法律监督模型时,讲述了这样一起案例。

2023年4月,湖北省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环节检举揭发类立功认定不当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将该模型推送出的8件线索交由谷城县检察院办理。

“张某到案后拒绝交代任何问题,或只通过交代一些在办案中存在的‘小’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常本勇介绍,侦查人员根据模型推送线索反映的张某在审理相关案件中存在的无理由取保候审、超过审理期限办案、伪造立功情节未经质证定案、免予刑事处罚不上审委会、未经合议虚构合议庭笔录等问题,要求张某作出合理解释,并针对张某的辩解逐一反驳。

最终,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张某供述了其在审理相关案件中枉法裁判的事实。今年4月16日,谷城县检察院以张某涉嫌徇私枉法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谈起办案心得,时任谷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范传琪表示,巧用该模型是关键。“基于模型的智能数据分析,我们得以高效获取案件线索,掌握存在的异常情形,以此找准案件突破口,提高办案质效。”

据了解,实践中,虚假立功案件时有发生,一些犯罪分子因此得以逃避处罚,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湖北省检察院对历年来刑事诉讼环节立功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部分犯罪分子为减轻或逃避处罚,存在贿买线索、串通虚构线索、利用职权获取线索等虚假立功情形。

“此类问题隐藏深、查处难、危害大。为及时发现、系统打击并开展系统治理,我们去年研发了该模型。”常本勇介绍,模型将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刑事案件案卡及文书卷宗数据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刑事判决书数据这两类数据碰撞后推送线索,辅以利用公安机关接处警信息、受案信息,以及吸毒和在逃人员信息(多数检举立功所提供的线索均指向此类信息)等数据,锁定被检举揭发人的案发时间、身份,进一步对线索进行验证,再围绕被检举揭发案件查证、立功案件诉讼过程、立功人员与被检举揭发案件关系三个方面内容进行数据碰撞,与模型设置的立功人员与被检举揭发案件中的报案人不一致、检举揭发时间晚于侦查机关掌握该犯罪的时间等11种异常情形进行比对,根据触发异常情形的数量推送虚假立功案件线索,异常情形数量越多,排名越靠前。同时,模型还会关联推送承办人线索,查找出涉虚假立功案件数最多的承办人及律师、律所等信息,进一步辅助办案。

据悉,该模型自去年9月应用以来,已推送涉虚假立功案件线索127件,经初查,其中3件立功认定不当且应当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2件立功认定不当且背后存在相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目前已立案司法人员渎职犯罪2件,再审抗诉4件,制发检察建议2件。

(文中涉案人员为化名)

消息来源：正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