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入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0000元月息高达3000。

       从金额上看，高利贷尚不至于危及金融体系稳定，但由于地下融资涉及众多个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今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实际利率明显为负。

       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人为压低利率，则会导致一些低回报率项目苟延残喘。因此，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

       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银行，地下钱庄无疑是理想去处，虽然高风险，但灰色收入对风险并不敏感。据新华网报道，一位温州高利贷主携13亿潜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涉案金额约“8亿官银”。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

       从更长期来看，高利贷的活跃，则反映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国有资本主导银行体系的格局，银行体系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体系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担保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但受制于资金来源，这些机构难以发挥显著作用。银行体系半垄断状态下，竞争并不充分，大量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边缘化，一旦遇到货币紧缩，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缺水”之困。

       在中国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经济微观主体市场化、金融交易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迟迟不启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目前，中国依然保持着3%左右的存贷利差，全球罕见。最初，保持银行高利差，可以帮助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实力，冲销历史遗留的坏账。但长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银行能轻松“坐着挣钱”，不利于银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导致银行成为公众存款的“分利者”而非价值创造者。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的实际利率，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作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胜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消息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