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是2009年在中国获刑的，诺委会于次年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挪威等国同中国的外交冲突。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当时在中国七大城市所做的公众意见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对西方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奖表示反感，大多数人支持中国政府在刘前往领奖的问题上不与诺委会合作。

　　许志永是北京某大学的讲师，今年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刑拘，港媒称，他近日已被正式起诉。从刘到许，西方舆论经常把他们称为“异见人士”。

　　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有“异见人士”特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自由的，有不少人的生活处境还很不错，可以出书、讲学等，过得不比知识界的其他人差。

　　刘、许等是受到中国法律制裁的少数人。刘当时经历了严格的司法审判，要求释放他们是公然挑战中国的司法权威。中国法律不是为他们特制的，中国也不会因西方施压或说情就为他们网开一面。

　　连普通中国人都能看到，异见人士中有一些最偏执的人在与中国现行法律和国家机器对抗，他们要强行改变甚至颠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他们不光有言，也有行。由于有西方支持，也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变得宽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极端做法有恃无恐，或心怀侥幸。他们决不仅仅是“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美国当然希望全球化与互联网的结合能冲垮中国的法律防线，因而他们极力将极端异见人士的行为都解释为“言论自由”的范畴。然而中国社会不是傻子，中国的法律也不是稻草人，谁犯法了谁没犯法，中国法律最清楚，也只有它的裁定和判决才是权威的。

　　当然美国政府的嘴我们是管不住的，就像对中国政府怎么做美方也鞭长莫及一样。人权问题中美只能相互交流，美方如果要强加它的意见，双方就只能“对抗”了。我们不认为美方这么多年对中国一点正面的影响都没有，但我们确信，美方每次向我们施压时，它的出发点都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自私或者是短线的政治作秀。即使美方给了我们一些正面影响，也是我们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顶住美方压力，自己来决定我们该如何做的结果。

　　中国人这些年越来越自信了，包括在人权领域。我们既不接受西方的压力，也不因为逆反而成心朝相反的方向走。中国在坚持本国发展人权事业的活跃和系统性，这成了多年来中国人权进步的鲜明特点。西方声音近年来在中国的影响总体在萎缩。

　　中国就该这样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社会将越来越宽容，但法律也会越来越神圣不可侵犯。有些偏激的异见人士需主动适应中国的政治法律现实，而不是让法律为他们的梦想搞“私人订制”。那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在中国多元化的时代扮演独特的积极性角色，而不使自己成为挑战法治的破坏性元素。

消息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