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共有出租汽车１３４万辆，年客运量达４０１亿人次。打车软件最火时，日均接单量超过１０００万，现在每天也有约３００万人次使用打车软件。对这一创新的互联网服务模式，政府到底该不该管，如何管？

“硬币总有正反两面”

“现在打车，不用路上拦车，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行。”今年开始，几乎每天下班时间，任丽就会用打车软件叫辆出租车到单位门口。“前些日子几个打车软件还抢着送补贴，的确方便又实惠。”

随着信息技术在出租车行业的深入应用，出租车电召服务逐步普及。近两年，手机打车软件迅速发展，特别是“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给乘客和司机奖励以来，一下子颠覆了以往打车的体验，激起了司机和乘客的使用热情。

对手机打车软件，交通部门总体给予正面评价，认为“改变了出租汽车以巡游为主的经营模式，很好地培养了乘客预约出租汽车的消费习惯……对于优化出租汽车资源配置、缓解打车难、降低空驶率都有一定作用，受到了司乘双方普遍欢迎”。

就像硬币有正反两面，使用打车软件也不尽是好消息。

如有些司机为了抢活，准备了两三部手机，同时下载好几个打车软件，造成开车时手忙脚乱，酿成事故；有的“黑车”司机也下载了软件，助长了非法经营；还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会根据订单路程的远近、乘客有没有选择加价等因素，挑客、宰客……

“打车软件在方便乘客和司机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扰乱价格管理秩序、影响行车安全、助长非法运营、加剧部分乘客‘打车难’和服务过程难监管等问题。”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说。

交给市场，还是要政府出手？

对打车软件的迅速发展，到底是应该交给市场任其发展，还是应该政府出手规范引导？

对此，交通部门的意见是，“对出租汽车手机召车软件总体上应当支持鼓励发展，但应对存在问题进行调整规范”。

打车软件的运营商在总体上支持有关部门对行业发展就出规范的同时，也表达了自身的忧虑。

“滴滴打车”运营商——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欣表示，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打车软件，特点是人与人的沟通，方便快捷，软件升级换代也很快。但如果把所有电召模式统一到一个平台，并统一车载终端设备，一方面会导致今后设备升级缓慢，一方面像现在各软件服务商的差异化竞争模式将难以体现。

“政府建立一个监管平台可以，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还利用这一平台负责统一调度？另外政府负责搭建平台，建设方和运营方是分离状态，能否适应今后市场的需求？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创新性如何体现？”王欣说。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英俊表示，无论是打车软件，还是电话、互联网约车要全面发展，构成一个立体的电召模式。发达国家出租车７０％通过电召提供服务。我国出租车发展目标，也要由传统方式向电召转变。

他说，一些中老年人打车可能习惯传统方式，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当市场几乎完全被打车软件占据后，传统电召方式几乎被“摧毁”。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的监督、规范作用。”杨英俊说，当前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的统一接入和管理，我理解只是统一运转平台和硬件终端设备，但并不改变各个软件的功能，也不影响各个软件之间利用各自优势进行充分竞争，而同时有利于政府监管和双方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这方面大家不要误解。

到底该怎么管？

对待打车软件这一创新型产品，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法，改进行业管理，强化市场监管。对所有市场参与者营造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但应采取有效措施，规范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交通部门应当逐步实现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的统一接入和管理，实现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等各种方式提出的召车需求信息，通过统一的平台运转，并推送至统一车载终端播报。

此外，对于软件客户端的管理，明确要“验明正身”，保障使用者具有合法经营资格。对防止出租车司机利用打车软件趁机加价、安全使用打车软件、加强服务监管方面，意见也相应做出了规范。

“包括客户端的认证、行车安全管理，在技术上不难实现。在接受政府监管方面，其实‘滴滴’在北京、深圳、重庆等地也进行了实践。我们把自身平台上的数据做到时时与地方交通部门共享，基本解决了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王欣说。

杨英俊表示，现在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对电召模式的规范意见。政府提供的，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或者说是“兜底”服务。

“政府监管没错，但怎么管才是重点。把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完善，还不能扼杀掉这些移动互联创新产品，政府要真正要实现‘到位’而不‘越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提出，用“看得见的手”规范市场秩序，让“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前提是充分调研论证、多方听取意见、公开透明决策。如果仅仅用两周时间征求意见就通过，未免草率，建议对征求意见稿从不同角度讨论出多个修改版本，充分论证。

消息来源：交通运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