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接访间,记者看到一块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当前所接访案件的相关材料信息,另一块则播放着当地法院视频接访室内当事人与法院工作人员的实时画面。同时,对方还能通过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直接与最高法的法官面对面。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视频接访能达到与传统的当面接访一样的沟通效果,但涉诉信访的群众不需要不远千里来京上访,而是直接在地方法院做个预约就能见到最高法法官的面。“一旦预约就一定要谈”,龚斌补充说。

　　2014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了远程视频接访系统,除了不具备联通条件的法院,已有3435家高中基层法院实现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互联互通,联通率达99%,大部分法院已在接访场所安装专门视频设备。

　　减轻群众诉累,申诉信访人在当地可预约视频接访

　　“我是当事人的律师,这是第一次用视频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牛振国律师12日下午坐在河南南阳中院的视频接访间里,等待为其当事人故意杀人一案的量刑问题向最高法陈述理由。牛律师对记者说,之前他曾为该案进京信访,但舟车劳顿、耗费较大,又远离当地难以及时反馈信息,后来最高法开具了一张远程视频预约单,让他直接在当地法院预约视频接访。

　　开通视频接访的初衷在于减轻群众诉累,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相比过去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进京访,现在申诉信访人只要准备齐全申诉材料,就可以向案件一审法院或者住所地的基层法院申请预约。即使该基层法院尚不具备视频接访条件,还可以向其上一级法院申请预约。

　　“把最需要最高法出面处理的申诉信访‘发现’出来”,最高法的崔英进法官说。对于申诉信访人的预约申请,经当地法院初步审查,如果生效裁判已经经过该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驳回,就属于最高法的接谈范围,可以进行预约登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来信、来访或者网上申诉过程中,认为有必要进行视频接谈的,也可以主动通知当事人到当地法院进行预约登记。

　　一旦进入预约排期程序,当地法院就必须及时告知接谈时间,并将案件材料扫描上传至视频接访系统,以备最高法更全面地了解案情。“每次视频接访之前,我们都要提前研究申诉材料,对案件形成初步的判断。”崔英进介绍,“这样在真正面对接访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处理最核心的焦点、难点,真正解决当事人的问题。”

　　三方会谈,把事实都摆在桌面上

　　为什么视频接访时当地法院的法官也要在场?这样会不会干扰申诉信访人向最高法法官的意见表达?记者提出了疑问。

　　“意见交流的不畅通是之前进京信访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熊俊勇法官告诉记者,过去申诉信访人与最高法、当地法院之间是分别交流,如果个别当事人不如实反映案件审理真实情况,把责任完全推向下级法院,则容易影响最高法法官的判断;同时当地法院对最高法处理意见的反馈也难以及时掌握,不利于进一步回应诉求,妨碍了息诉服判的效果。

　　视频接访的开通克服了最高法与地方之间的空间障碍,在现在的三方会谈中,地方法院也能充分表达意见,真实还原案件审理全过程。而地方法院也可以在即时了解最高法的判断与态度之后,根据意见就地化解矛盾。

　　另一个长期困扰涉诉信访、却不常为外界所注意的问题,也在视频的联合接访中得到了解决。传统的信访方式中,当事人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都只能依赖方言沟通,从而导致很多时候最高法的法官难以完全听懂当事人希望表达的内容。而现在的视频接访,当地法院必须指派法警以及审判人员全程参与,其中地方法院的法官可以充当翻译,解决了进京访中让人头疼的方言问题。

　　全程留痕规范司法行为,目前月均接访1000件以上

　　“三方联合接访中,全程都要录音录像。”熊俊勇在走廊上指着房间里正在进行视频接访的同事说。

　　视频接访需要由地方法院提供专门的场地与设备才能实现。为了让当地法院法官在接谈过程中注重自己的言行,同时也为了使当事人更加实事求是,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会对全部接谈活动进行记录,所有视频资料将全程留痕,永久保存。

　　录音录像的出现,也有利于防止申诉信访意见的落实程序“空转”。“最高法在第一时间纠正地方法院审判过程中的错误做法,能将对下监督落到实处,让地方法官更快地落实最高法的审查意见”,熊俊勇介绍说,“这种对程序的规范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形象的提升。”

　　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开通之后,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知道并主动选择了这种申诉方式,预约视频数量逐月增加,2014年9月之后月均1000件以上。截至2014年12月31日,已预约排期6000余件,完成接谈3000余件。

　　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当事人接受这种新的接访形式,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传统的走访来访量较前一年下降了22%,特别是重复信访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2014年10月1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重复进京信访一律采用了视频接访的方式。

信息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