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思想文化运动或者生活方式的出现，一开始往往是难以觉察到的，只有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无形变为有形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历史上任何新的思想、理论和新制度的出现，无不带有这样一种特色。
近几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批接受过法律教育而从事不同法律工作的法律人，包括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等，在互联网的各种平台上以自己的所学专长为背景，或从事理论研究，或从事实践工作，以传播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思想，关注社会不公及揭露黑暗现象为己任，正在书写着当代中国人新的启蒙运动史。这是常年活跃在中国法学理论和实践领域里的一群有爱心、有抱负的知识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当今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西方在17、18世纪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对旧信仰的怀疑和批判、对新知识的追求、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普通人民的启发和教育。它同时也是一个发明创造新的概念、词语和思想体系的过程。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在政治上孕育了民主宪政的思想和制度设计。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一运动的是对宗教、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新理解和定位，以及对关于个人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强调。这在康德一系列著作里都有深刻而明晰的阐述。启蒙运动不光是一种对旧有的传统秩序或所谓黑暗时代的反思和批判，借以寻求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对民众的教育，也就是促使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形成。
所谓现代性，包括了启蒙的内容，也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解放、人权和异化等概念。独立的人格保证人的自主性，而人的存在以人权和责任来度量。有了人权的观念，便产生了把人从不同的束缚中，即从自然、宗教、国家、经济、文化传统等等束缚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因此，启蒙、解放和人权是一脉相承的。而人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跟异化作斗争。人为了生存，为了和平，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本意是希望这些制度为人来服务，可不幸的是这些制度反过来却束缚了人，控制了人，这种现象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描述为“异化”。所谓人的解放在很大意义上来说就是把人从这样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因此解放也就等于和异化作斗争。
一如前人所指出的，近代中国曾经面临过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救亡的任务显然已经完成，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没有亡国；但启蒙的任务还是相当重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重的官本位和权力崇拜的情结，很多人对自己的独立存在并没有意识。中国现在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社会现象、新旧思维方式交替的时代。所谓过渡时期就包含了这些各个方面的过渡交替的因素。而人的自主性问题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颇为关心；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独立的存在并没有应有的认识，这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我们看到有许多媒体和知识平台还在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陈旧过时的口号，但很多人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样做是在开历史倒车。对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制度的存在很多人都表示漠不关心，或者是采取了认同的而不是改革批判的态度。这就像萧伯纳所说，人间的悲剧不在于无知，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
启蒙对于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可以使个人认识到他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在选择要做一番事业、或是从事某些工作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尊严、需要和信仰来衡量他是否应该做某一件事情，大到事关国计民生，小到是否应该删掉某一条博客信息。在这里更深层次的是对生命的理解，对自己的珍惜和对他人的尊重。一个人独立地活在世上，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不是作为别人的工具，而是尽自己的责任。用传统的话说就是人只能跪天跪地跪父母。除此而外，没有人可以替你做主。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对自己有合理的估计，对他人有真诚的尊重，对社会有普遍的关注，对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土有相当的眷恋。他自己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他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启蒙，即理性之光普照大地，不光对个人有益，对社会和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大众经过启蒙之后，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存在，自己动手帮助自己，不再想着救世主的时候，政府的负担也就随之减轻。当然更重要的是，理想地说，政府官员经过启蒙，对人性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才有可能把自己和别人同样看待，严于律己，在有可能产生贪污腐化的想法时，来遏制自己。
启蒙和信仰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中国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贪官，那么多的坏人坏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缺少信仰。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指出，而且几乎成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批评的一个共同点。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各种世俗制度的集合体，它本身不会有凝聚力和共同的精神。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有可能成为好的生意人，打麻将的高手，或者循规蹈矩的办事员，但他们的世界里总会欠缺安身立命的寄托。启蒙就是寻求新的思想和信仰、新的归宿、新的精神寄托。
应该说启蒙在中国自“五四”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它的历史却并不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新近起步的启蒙运动有它自己非常明显的风格。
首先，比较明确的是这一次启蒙运动的带头者，不是哲学家和理论家，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当然，这不等于说这些法律人里面没有思想家，没有哲学家，而是说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受过法律训练，关注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其次，这次启蒙的方式或者说媒介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官方的、传统的媒介，而是在互联网这样的非传统媒介上产生的。当年，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时，新闻媒介也刚刚产生不久。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官方能够垄断刚刚兴起的媒介，因此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的思想才能得以广泛传播。百科全书派才能成为集体带头者。在今天的中国，传统媒介还没有真正地介入，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只是在互联网这样比较自由的平台上发生着。
再次，这次新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其中颇为人们拥戴的佼佼者并不是以研究理论、提出口号为出发点，而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和其中受害者的关注，追求社会公正，从而对民众有一种启发和教育作用。无论是对官员不良行径的揭露，还是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案的持续关注，都反映了这个群体作为社会良心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责任感。
此外，这一次新的启蒙尚无独有的口号，也没有创造新的思想体系或语言表述；这固然是因为这个运动刚刚开始，还没有发展到理论化的阶段，可能最终会产生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方式。
然而在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和个人的诚信缺失，这对启蒙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当人诚实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独立存在、对自己的权利有所感悟。如果社会失去了诚信而过分地追求满足物欲，官吏便要弄权，企业就会做假，法官也会使天平倾斜，百姓为利益驱使就会做出各种危害他人的事。人被物质束缚也是一种异化，金钱迷失了本性，浮华夺去了理智，人都成了物化的附庸，就无法对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个性有所感悟。
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社会诚实起来。因此当代中国启蒙首当其冲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的诚信缺失，这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也是极难成就的。成型的社会制度、家庭和成年人已被不正之风侵蚀，很难做到诚实。唯一的希望大概就在于我们的小孩、学生。启蒙可能必须要从小孩开始，从小学生开始。
（本文作者於兴中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Anthony W. and Lulu C. Wang中国法讲座教授。兰州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法哲学、中国法律及历史。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
设为首页
最新公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