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反而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从来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成为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来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我希望外界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你不能拿西方的“两院制”来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搞两院制。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不是政协可以决定的。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今天我们去列席人大的开幕式，听政府工作报告。路上大家都在开北京天气的玩笑，说北京的天气是讲政治的。一开人大，就是好天，一开政协，就是雾霾。

我想到一个往事。以前我们看到的董希文画的《开国大典》的油画，上面蓝天白云，还放着几盆菊花。其实都是假的。我也是前两年才知道，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开始的，那天是阴天。根据有人当天记的日记，那天还下着小雨。为什么选下午，就是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过来轰炸。当时的飞机是不能夜航的。国民党的飞机不能直航过来，只能利用韩国的仁川机场过来。下午3点钟开始，他们若飞过来，晚上就回不去了，所以选了这个时间。但如果作为历史来讲，就应该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我们小组有三十几个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有限。我是不会一味去说这个报告怎么怎么好的，而是会多谈一些意见。谈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的意见不止一个，先想到的一点是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现有的做法上，有不少是可以商榷的。

比如，现在每年要花一大笔钱解决“三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听说每年要花10个亿。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普及需要，这没错，但文化需要是否都要免费？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门票20元的时候，参观者也很多。有一次举办《清明上河图》展览，不免费，观众还是排很长的队。上海有多少人是因为取消了20元的门票才来的，这些都要有调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纳税人的钱该不该花在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周拿出一天或半天免票？美国一些博物馆就是这样的。这样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资助真正需要的地方。纳税人的钱要尽可能公正地用在大家头上。

因为免费，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上海图书馆，因为有空调，有些人在里面摘菜、休闲什么的。外地有些博物馆因为安保问题，甚至把真品藏起来，把复制品拿出来了，这就不符合博物馆的宗旨了。这样不仅钱没有花在刀口上，还有了负面影响。基层管理者是不是都不知道呢？很多图书馆长、美术馆长怨声载道，但又不敢向上反映，因为这是某某领导提的。有关主管官员让馆长们反映，自己却不敢说。

一味地强调免费或低价也有问题。花大功本造的大剧院等等，若请好的演出团体，人家要价很高，同时又要维持低价。怎么办呢？弄到后来，就找一些不入流的团体，对外面说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多了，草台班子多的是。要么就是政府贴大量的钱，要么就是降低质量。我跟有关官员讲过，公共文化服务，应该是满足最基本的，而不是满足高端的需求。高端的，可以有少量公益、慈善性质的票，比如我在哈佛的时候，有少量低价票满足大学老师的需要，更主要的票是不能跌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是要保证居民在附近的社区都要有公共活动的场所。否则文化产业怎么能兴起呢？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个看成政绩，盲目追求高标准的服务。我在图书馆工作，知道很多图书馆搞了很多自动借书机、24小时开放等项目。当初一家企业要送我两台自动借书机，经考察后，我拒绝了。因为两台对我们是不够的，那其它的我就要投入。一台40万，算十年折旧，每年要消耗4万，此外每年使用跟配套的钱，大概也要4万，用这些钱，可以雇好几个员工。而且它们的使用范围有限，对书的要求也很高，有些破旧的书可能就不行。但有些图书馆大规模地使用这种设备，作为政绩，满足群众的要求。到底多少群众需要24小时还书呢？纳税人现在是没有资格来问，如果公开机器的成本，纳税人就可以提意见了。

公共服务不能拿公众的钱，满足少数人的需要，片面追求名声。比如现在到处提倡24小时开放。哈佛大学那么多图书馆，真正24小时开放的，只有法学院的图书馆一个。美国的同行告诉我，他们也在反思这种服务的模式，通宵达旦开着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是否合适？

这种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时被媒休舆论所左右，有时被作为政绩工程。纳税人要注意，任何条件下，公共服务都应该以绝大多数人为标准，不应脱离实际。社会转型时期，不要一味讲政府的好话，而是应该实事求是，有个纳税人的观念，为绝大多数纳税人服务。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消息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