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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限“三公”,不该包括教授
发表日期: 2014/3/9 9:50:38 阅读次数: 1135 查看权限: 普通信息

今天是我们小组讨论的第一天,是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来听我们发言。我今年是第二届政协常委,在上一届五年中间,来的最高首长是李克强,当时是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每况愈下。去年换届后第一年,居然来教育组的没有一个是中央领导,来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教育部部长,大家总有点失望。我曾经抱怨说,这不是教育界自娱自乐嘛,因为这里有不少大学校长、书记,平时就有不少机会跟部长交流、对话。最好玩的是国家烟草局的副局长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他来干什么?我也理解,大概国务院的部长们都有任务,要分别到各个组里去,他选我们教育界,大概是因为教育界不会问出什么出格的问题,发言也不会涉及到他。果然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任何人对他感兴趣。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因为一方面是常委一级的人来了,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们政协的最高领导。上午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原来的安排是,大家发完言后,留40分钟听他讲话。他说,留那么长时间干什么,我要20分钟就够了,多听听大家的。所以我们发言一直到11点20分。会议已经宣布大家发言结束,听他讲话的时候,我又插了一次话。我说,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要提一个具体的问题。也不管他同不同意,对着话筒就说了。这个问题也是其他委员关心的。我们现在贯彻“八项规定”,包括对“三公”消费的控制,不该把对党政官员的标准用到大学校长、院士、教授头上来。比如说出国,规定每次不超过5天,不能同时跑两个国家等,这对约束官员是应该的,但对科学家、教授、大学校长,他们有很多业务需要。“三公”消费,主要是反对滥用公车以及不必要的吃喝应酬,大学或研究所用于社会考察的用车,跟那个是两回事。我刚开了个头,俞正声主席就说,你这个意见我已经看到了。我这个意见前几天在政协常委会期间,反映社情民意的时候,最后讲了几句。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我就回答,既然这样,我就用不着说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赞成你的意见。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叫我反映这个意见的人,当然也很高兴。这的确说明他是关心这些意见的。还有一个细节,有人在发言中讲到大数据的时候,提到美国李中清教授写的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状况的著作,这本书里有很多调查资料和数据,证明中国已经为农村孩子提供了比较好的教育条件,而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都是不成功的,希望俞正声看。俞正声说,我已经看完了,并推荐给了刘延东。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开会前要求大家发言直截了当,不要穿衣戴帽,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我的发言被放在后面。我讲的问题是我以前发表过的文章“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已经不能够光是教育部来讲教育问题了,而是变成全社会的问题。以前为了考大学,到了高中才激烈竞争,现在一级级往前推,进小学、进幼儿园都要竞争了,再这么发展下去,就要变成全国拼胎教、讲基因配对了。我觉得政府、社会能够让每一个青年都有平等的、体面的出路,才是关键。大学的毛入学率,根据国家的规划,到2020年,能达到40%。就算做到了,同龄青年中,也只有40%的人能上大学,剩下的60%,国家和社会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好的生存空间?有一位发言的人提到,现在很多高等职业学校已经办成本科了,但家长、学生不愿意上。这种情况在美国、德国、瑞士没有啊。很多青年,从小家里就给他们选了做工人、做农业工人的方向,为什么我们这里都要选择上大学呢?

如今讲高考改革,改来改去,无非是把这几个人上大学,换成那几个人上大学,不上的人永远骂不公平,这是没办法解决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要明白告诉大家,义务制教育政府是保证的。义务制教育以外的,家长、个人也要投入。投入不了的,上不了大学,也有其它的事情做,自己投入多的,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不能怨别人,而是得自己规划好。有些领导人会提到有人家里困难,上不了大学,这其实是误导。应该讲,家庭经济困难,上不了大学,可以先考虑就业,或者上大学值不值,应该告诉大家,不上大学也同样也可以成材,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老师,也要对学生具体分析,对有些学生,也不要一味鼓励他们上大学,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迫切需要做到的就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中国贫困人口还有八千万多,大家现在都在拼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义务制教育或者再往学前教育延伸一点,如果孩子从小就在好的环境里成长,这个起跑线就一致了。为了保证均衡化,国家应该公布各地区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配多少老师,有多少教室,给多少钱,这样方便大家监督。有些地区宣布,我们早就完成了“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里面水分多得很,有的根本达不到。不信去北京郊区查查看,好多都没达标。现在如果说把我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这是吹牛、做梦,但是把全国义务制教育办成世界一流,如果国家下决心,是完全做得到的。

比如上海的PISA测试,连续两年世界第一,是外国人自己来测的,还找了一些最差的学校。第一次中国人不相信,但反过来上海人并不买账,说,这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考大学。这说明我们自己有问题。同时,义务制教育还要“限高”,你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把有些学校建得太豪华,里面有这个馆那个馆的。纳税人的钱不能这么用。公立学校的设备应该分享着一起用,这样家长就不用择校了。一时做不到的话,政府应鼓励民资、外资来办那些适合市场需要的学校。外资办学,应该跟其它行业一样开门欢迎,而不是害怕。当初燕京大学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基地,但中国地下党照样可以在里面活动,并且培养出了我们的外交部长。邓小平访问美国带的二十几个随员,三分之一毕业自燕京大学。现在共产党是执政党,还怕外国人办学吗?难道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就好了?有的人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国外。如果国内有好的学校的话,那他们也会在国内好好学的。我教书五十年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们国家有个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引导分流,有些工作,有些作学徒,有些考大学。考大学也要分不同情况,有的考研究性的大学,有的考应用性的大学,有的考高职。我的发言,好多人散了会后都表示赞成。教育部有副部长来参加会议,俞正声对有的发言会直接提出问题,有的就问教育部。他对教育部的人说:“我们是来参政议政的,你们才是政府。”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消息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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