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好

　　马妻：您好

　　记者：您是马海涛的妻子吗

　　马妻：对

　　记者：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喂……

　　马妻：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串场：走在这样一条两边都是画廊、艺术家沙龙以及随处可见的出租画室的信息的街道上，我很难把这里与宋庄这样一个非常乡土的地名联系在一起。从外观上我能够感觉到文化造镇给宋庄带来的变化，那么，村民们也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到来有了收益吗？

　　记者：这村里有多少画家呢？

　　农民：那可不少

　　记者：每家基本都有吗？

　　农民：每家基本上都有，这还老天天找呢，大妈您家有房子租出去吗

　　记者：你家有房子吗？

　　农民：我说我们家没房子

　　记者：全租了？

　　农民：全租了。这房后头有个地方还盖房，盖房都准备着后门，家里有房子九间呢

　　记者：九间啊？

　　农民：九间 前面盖了平房就五间

　　记者：都住着？

　　农民：都是画画的住着

　　记者：全是画画的？

　　农民：是

　　记者：那租金能有多少呢？

　　农民：租金一年是两万六

　　片山：这一排，像我们这条街，这一排几乎全部都租出去，全是画家在住了。几乎全是画家。你看哪一家的村民，他的房子几乎都是分成两半，他们住后面，前面的都租给画家了。

　　记者：他们也有收入了，你们也有地方了？　

　　片山：对。老房我们住，新房都给他们住

　　记者：你的房子现在租了吗？

　　农民：租了，也租了

　　记者：租给谁了？

　　农民：租给画画的

　　记者：画画的呀 那挺好的

　　农民：不错 挺好。不改革开放能租房子吗，上哪租去啊，谁租啊

　　记者：画家也不来？

　　农民：画家也不来，我们也发不了财了

　　解说：小堡村村支书崔大柏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小堡村有1300多人，每年仅仅房屋的租金就可以得到七百五十万元，人均五千多元，而在十几年前，村里的年人均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崔大柏：这个变化很大啊。从最初的两百块钱到现在的人均能达到五六千元。这光是一项，租房收入，再加上咱的就业呢，就是这村的平均的农民的人均收入是一万二到一万三。就(租房)这一块 它已经占到了50%

　　胡介报：原来小堡村只有一小卖部，一共一百平米。也就一百平米的小卖部，那么现在是什么概念？这几年的发展，他们有上百家的服务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画框生产、画布的经营、颜料的经营，什么装裱、布展……

　　解说：在第一批画家们来到宋庄时，精明的农民就已经做起画材生意了。

　　李学义：画家陆续越来越多，他们都去北京去买一些画材、画具

　　记者：到城区去买啊？

　　李学义：对 都是进城里去买。这里边就是说，有一个画家他就跟我说，你开一个商店吧。本身我那时候有一个店

　　记者：是做什么的？

　　李学义：茶叶跟通讯器材，我再加这么一项也很容易，但是对画材这一块确实不懂，颜料用什么样的颜料合适，笔用什么样的笔更好，这些都要学。画布，什么样的画布好。现在跟画家接触了这么长时间，全明白了。但是在刚接触那时候，我们不明白。

　　记者：那做这样的美术用品商店，当时的效益怎么样啊？

　　李学义：一个人的工资是没问题的。

　　解说：1996年，农民李学义在宋庄开办了第一家美术用品商店。

　　李学义：我走市场我没少走。我看看人家的价格，相应的比人家的价格往下调。我让你别走出宋庄

　　记者：那你应该是画家村里面最直接受益的一个农民了？

　　李学义：对。得到最大的受益就是，应该他的文化层次都上去了，孩子接触这个东西比较多这是无形中，应该是在宋庄之外，这是孩子们学不到的东西。

　　解说：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激发了农民的艺术鉴赏力，就在2005年，小堡村村民靳栩结束城里推销员的生活，回到小堡村开了一家画廊。

　　靳栩：在2004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画廊的艺术总监李伦老师。当时认识他也挺偶然的，他到我这来租房，认识一聊还挺投脾气，完了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好朋友就有个想法，老想着说和画家之间做点什么事情，结果李老师就说，不行做个画廊吧，说你这位置也挺好的，就这样把这个画廊做起来了。

　　解说：靳栩把画廊起名为韩燕画廊，韩燕是他爱人的名字，夫妻俩创办了宋庄第一家农民画廊。

　　靳栩：从开画廊之前什么都不懂，经过一年多到二年的熏陶，现在对这个行业是充满信心。我们的生活不用发愁

　　记者：就靠这样一个画廊就能够支撑吗？

　　靳栩：就靠这个画廊，我们现在谈的还是一个小的效益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靳栩：因为现在像我画廊里面，我也收藏了不少画。如果说这些画里面，经过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是时间更长的话，可能要出现一些好的领军人物。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些藏画就非常值钱了。

　　串场：很显然，艺术家和宋庄农民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社会经济结构，艺术家群落成为宋庄一种社会和经济资源，无疑，提供这片艺术群落土壤的宋庄成为最大赢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文化还是经济。然而，法律毕竟是严肃公正的，它不会为了利益而向一方倾斜。去年12月17日，是李玉兰案的终审判决，这一次，法院将作如何判决呢？

　　第五段

　　解说：2007年12月17日，画家李玉兰买房纠纷案终于等来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宣判，法院判决房产买卖协议无效。

　　(资料)字幕同期声：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马海涛与李玉兰于2002年7月1日所签之《买卖房协议书》无效

　　解说：虽然法院判决李玉兰当年的买房协议无效，但是同时认定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于马海涛的反悔，李玉兰可就赔偿另行主张。

　　李馨：我们这个吧，判决处理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两点。一点是，法律禁止买卖的房屋和土地，你是不能买的，这一点是我们通过判决不断重申的一点。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

　　通过这个判决，违反诚信，不诚信履约的一方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王立则：我觉得就是在目前国家政策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情况下，判合同无效它是有道理的。但是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能够要求艺术家在赔偿问题上重新主张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法律、司法公正的角度，给了一次实现司法公正的机会

　　解说：李玉兰案的终审判决在警醒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民房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农民不诚信履约的议论。

　　王秋人：如果你要是这个都不具备的话，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的话，我简直不可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宋庄这个官司案，就是个诚信问题。简单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不愿意承担，你还要强加到别人的头上，就是说现在连做人的这种基本观念都没有了

　　马海泉：你别看那卖房的是我兄弟，我也不是向着他，我就说你卖完了就卖了，不能再找人家麻烦了，对不?这什么事都一样,没有来回来去的 ,干什么事都那样,不讲信用了,是吧?卖完东西还跟人家要,说这时候这东西涨钱了,我得重新再卖,是不是?

　　陈旭：这房价地价一升，农民卖完以后后悔了。我当年才卖几万块钱，我现在能值几十万。那我就利用国家法律，我要进行这个反悔。可是我们从做人做事的原则来讲，要不要讲诚信？法院要不要保护公民的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行为？

　　胡介报：既然你已经卖出这个东西，你已经给出这个东西，不应该再反悔，这是普遍朴素的一个道理。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诚信，就失去了一种制度。

　　记者：但是当诚信和法律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呢？

　　陈旭：法律为大。所以一方面，我们谴责那些背信弃义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服从法律的规定，那我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我们只能是这样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

　　记者：就这起官司而言的话，谁是这起官司的胜利者？

　　李馨：这个案子看不出胜与负来。因为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实际上不能看出谁胜谁负来，双方实际上都是败诉者

　　记者：怎么讲？

　　李馨：你买房的人，本身是想买这房子你要想住的，但是你现在住不进去了

　　记者：为什么？

　　李馨：就是因为你当时买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子。那么对于出卖人来说，因为这个合同无效的官司，又拿回了这房子，但是你丧失了诚信。诚信是人在一生中最需要具备的道德品质。你丧失了诚信，对你今后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没有赢家。

　　解说：对于宋庄来说，这场讨房官司会不会使中国宋庄这张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文化名片受到影响呢？

　　李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也关系到所有的在宋庄的这些艺术家将来的发展。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记者：一个案子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

　　李静：对啊。因为这里有将近三百个人，在这里买了农民的房子。那么这些人，如果说李玉兰的案子一旦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就会牵扯到所有的这些人。在宋庄买房的艺术家，那么也会对在这里租住的艺术家，也会产生很多影响。

　　解说：两百多名买农民房的画家，都是早期来到宋庄的中坚画家，李玉兰案的判决动摇了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杨卫：对买房的人来说，只不过是面临着，一个走与不走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没有来的或正准备来的或者刚刚来的这些人，他就会有一种紧张。如果万一不行怎么办？无论是他的经济的资本投入方面，还是他精神资本的投放来看，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安定感，那谁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事的。照这样判下去，后果马上就出来了。也就是她这个判决刚一下，后边就有好多农民就打算要告状。

　　记者：感觉到压力了吗

　　胡介报：最担心的就是，有很多的效仿的案例，也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些。

　　王立则：当时我记得我进他们村子时，村里干部跟我说，召集各村委会的主任、村里党支部书记在镇上开过一次会。就是说一定要给村民做工作，不要再就这事这么继续闹下去，再闹下去就把我们宋庄搞垮了，对咱们农民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好处。

　　胡介报：我们政府在这一方面，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把我们所有地区的闲置的房屋进行了一次统计，包括能够给艺术家提供的廉租的农民的闲置住宅集体的闲置房产都给做了登记，然后提供给所有的艺术家。另外一个就是从如何教育农民讲点诚信。从大局出发，从地区文化产业出发，从地区的形象、农民的形象出发，劝导他们撤销起诉。

　　记者：有作用吗

　　胡介报：或者通过和谐的方法去商量。有作用啊

　　解说：胡介报告诉我们，在他们的说服疏导工作之后，已经有两户农民撤销了对画家的起诉，但如何处置农村闲置宅基地，所引发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

　　陈旭：现在我们农村宅基地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现在看到的案例是，只审批给你使用，没有看到收回，这个是不对的。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审批给你，但你不需要的时候，我该收回要收回，你光有审批给人家使用，没有收回来。现在我们很多的原告，根本不在这个村里住，这个地你为什么不收回。

　　胡介报：起诉的这些户当中，据我们现在的调查，都是已经进入到城市化的居民。那么这些宅基地的房主，应该说十几年前已经变成了城市人，他们已经不是纯粹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农民。但是这个宅子是在农村。另外一个我们还做过调查，就是我们目前农村的闲置用房，闲置的村民住房已经达到了30%左右。那么这些闲置住宅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何把它盘活，那么按照国务院的通知精神，那就是说你只能卖给农民。可是我们现在的农民并没有这个需求去买那些闲置住房

　　记者：这是一对矛盾

　　胡介报: 这就是一对矛盾.农民自己有自己的宅基地,何苦要买别人的住房呢,他不需要

　　这是一个目前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当中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解说：3月3日，李玉兰和马海涛的爱人又一次在法庭相见，这一次，他们在原被告席上换了个位置，李玉兰以信赖利益损失为主要诉讼理由，起诉马海涛，要求赔偿48万元。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李玉兰仍然居住在当年买下的农民房里。

　　李玉兰：我冬天的时候，不是为了省一点煤钱，我们搬到一个朋友的工作室，我每次回来我都有那种亲切感，我说这是我的家。可是一想到这个官司在这里打着，这已经不再是你的家了，我心里就莫名地有一种悲凉从中升起来。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的

　　记者：你很失落是吗

　　李玉兰;是

　　记者：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带给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

　　李玉兰：希望能早点结束吧。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女同志，我对社会问题也不是很关心，所以尽早结束的话，可以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我觉得很好

　　记者: 再去画画?

　　李玉兰：肯定要画画

　　演播室

　　这场没有赢家，全是输家的农民讨房案发人深思：画家缺乏法律意识买了农民房自然要输掉官司，而农民，虽然赢了官司却要付出不守诚信的代价。而最让人们关注的是，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的买卖合同无法得到司法支持，宋庄艺术区的前景似乎飘忽不定了。看来，要保住这片艺术热土更需要智慧和魄力，在行政、财政、规划等方面人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同时，我们更需要一个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法律环境。我们希望，宋庄今后再成为焦点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官司，而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