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政府上访、向权力下跪、借网络发声，这些原本应该是弱势群体表达诉求、企盼维权的无助之举，如今却成了堂堂原信访局长的无奈选择。柳乃华接待过多少百姓上访，看到过多少求助的目光，见惯了别人的可怜相却切切实实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与悲剧。

　　都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社会现实中，信访仍然是指望维权的重要选择。曾几何时，胸佩国徽、身着法袍的法官，为争妻子的劳动权而手举大大的“冤”字牌“上访”；退休副省级高官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应该说，作为有过10年信访工作经历的柳乃华，对信访工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应当心知肚明。国家设置信访机构，本意是应该开辟一条沟通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方便群众监督政府、表达诉求、建言献策，既无职又无权，更不是依法办案的仲裁机构，但事实上却俨然成了继公检法之后的又一个告状申冤的衙门。柳乃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有其他的出路，就不会去信访”的无奈，无疑是对法治不彰和信访职能扭曲的情绪表达。

　　人们把“不信法律信信访”当作了省钱、方便、有效的维权途径，折射的是对“清官”、“人治”的认可与期盼。按理说，查清柳镠坠楼真相应该是警方的分内职责，即便是警方对此案已有调查结论，但面对苦主疑问，也应当积极回应质疑，这既体现出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职责的敬畏。即使到了信访部门，按照其办案原则也只能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为女儿讨说法最终还需诉诸法律。就柳乃华而言，他深知“信访局能力有限”，下跪、上访无非是要见“领导”、盼“批示”、讨“圣旨”。也许正是基于对“法治”的缺乏信心和对“人治”的依赖，以及对“信访局夹在老百姓和应该负责的相关部门中间，难受啊”的职业理解，才让“信访局长下跪上访”有了比常人上访更多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哀不仅是他和柳家的，而更是体制性的。

　　原信访局长从信访接待者到上访者的角色转换，是一记沉重的拷问。

消息来源：羊城晚报